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借壳还魂”
导语：《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江洲司马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从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感受到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同命相惜、同病相怜的知遇之情。
琵琶女的生活原型是有的，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白居易身居高位，且精通音乐，遇到琵琶女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中找出个原型来并描写她们的生活易如反掌(白居易赋琵琶的诗相当多，如《听李士良琵琶》、《琵琶》、《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等)。由于文章“抒写天涯沦落之恨”的需要，作者加以想象和加工，“杂取种种人，合成为一个”(鲁迅语)也极有可能。因此，“琵琶女形象是否真实存在”其实是个伪命题。笔者认为琵琶女形象实际上是一个“借壳还魂”的综合体。我们欣赏文学作品要弄清的是作者是怎样塑造起这个文学形象的，而并不要钻到“是真是假”的牛角尖里去。
由于这个琵琶女形象是综合起来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原型，才造成了由于“壳”与“魂”的不同一，导致的文章中的“败笔” 。这个综合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别人，正是本诗歌的作者――白居易。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融入其中，成为了琵琶女形象之“魂”。这也是我们欣赏此诗歌最大的感触：为什么白居易与琵琶女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琵琶女对往日生活的如此留恋，嫁人后又如此埋怨。琵琶女已是白居易的化身，对于作者来说，只是表达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个“壳”而已。笔者从《琵琶行》创作背景、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这个“借壳还魂”的过程。
一、创作背景：忠贞敢谏，直言被贬
史*载白居易以敢于揭露时弊、忠贞敢谏著称，正是为此，他受到纳谏思治、渴望听到正直言论的唐宪宗的提拔。白居易深感知遇之恩，便思图报。他事无巨细都要进谏，“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正因为诗人长期以来的直言敢谏，破坏了一些权贵的利益，得罪了一些权贵，他们对白居易 “扼腕”、“切齿”地痛恨。白居易进谏有时言辞激切，宪宗虽然反感，但还是容忍了他，大多数的建议还是能够听从的。但在劝谏不要任命承崔为招讨使一事上，言辞过于激切，使宪宗怒火中烧：“居易面论……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联，联实难奈!”(《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幸好李绛善言相劝才平息了宪宗怒火。
被贬江州的导火索是发生于元和十年六月的宰相武元衡被暗杀事件。武元衡遇害后，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义愤填膺，怀着赤胆忠心，不顾个人性命安危，第一个上疏唐宪宗，力陈须速将凶手缉拿归案。但白居易此举被朝中对他切齿已久的权贵视为僭越行为。他们对白居易进行打压，声势浩大。开始时宪宗有意袒护白居易，授给他的还是地方实职(州刺史)，因为权贵们不肯罢休，只好改授江州司马一职。而宪宗为了尽可能保护白居易脱离*漩涡，不至于招致祸患，把白居易暂时打发出京城也是爱才之举。后来事实证明，白居易正是因为被贬才躲避了一场*灾难。这也是白居易将 “被贬江州”说成主动的“辞帝京”，满腔迁谪之感而说成“无迁谪意”的主要原因。白居易受到皇帝种种恩宠，是他虽然被贬江州、对皇帝有些牢**话，仍然不忘帝京的主要原因。(他在《琵琶行序》里称自己“出官二年，恬然自安”)
被迫离京、贬居江州开始了诗人人生道路的新时期。白居易失去了他最能发挥才能的舞台。如果说在这以前白居易还是一个满怀激情、敢于直言的斗士，那么贬居江州时期白居易则是一个充满着愤慨与不平、力求自我解脱而不可得的失意者。但仕途坎坷成全了诗人的创作，“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白居易集卷十七》)。在长期的情感酝酿中，作者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作为一个文人，文学创作是他发泄情绪最佳的途径。
二、创作动机：天涯沦落，眷恋京城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深受皇帝恩宠，满心报效朝廷的白居易，自然眷恋着他不得已离开的京城，梦想着皇帝早日将他召回去，因为那里才是他为国效力的最佳舞台。因而他能够自我调适，听天顺命。然而皇帝好像并不着急，被召回京好像遥遥无期，这种现状使他他不得不正视被贬的事实。江州生活与京城生存和生活环境的落差使他倍增天涯沦落之感。尽管他学着忘却，学着委顺命运，但是忧国忧民之情、报效国家的理想让他无法自欺。于是，他要将自己的愤怒、孤独、苦闷等情感诉诸于文学形象。
从京城到浔阳的途中，有天晚上船泊宿于鄂州，他也遇到了一个孤身女子，写了一首诗，名为《夜闻歌者诗》。这首诗被认为是《琵琶行》的“前奏曲”。其实，在他之前，有很多文人对琵琶女进行过描绘。白居易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该再造，于是，一个出自京城、盛极而衰、孤单无依的既能体现自身经历和情感又有所区别于作者自身的“琵琶女”形象在他脑海里出现了。
有了写作的动机和技术上的各种准备，《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出现就有了基础了。
三、创作过程：概括提炼，借壳还魂
文学形象的塑造需要有原型。而白居易根据自身的遭遇、情感、经历和现实生活中的琵琶女、前人描绘的琵琶女形象，量身打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白居易式”的琵琶女形象。这个琵琶女精通音律，是京城名角，“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歌罢曾教善财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今年欢笑复明年年，秋月春风等闲度”，(而白居易精通音乐，直言敢谏，受皇帝多次提拔。“十年之中,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在唐代,这确实不是一般士人所能企及的。任左拾遗, *虽不高，却可以接近皇帝);琵琶女家住京城，“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零下住”(白居易被贬前也是住在京城);琵琶女因年老色衰下嫁商人，被迫离开京城到江州(“春去秋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是因为直言得罪权贵被迫离开京城贬江州司马);琵琶女孤单无依前途暗淡(“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白居易孤单苦闷前途不明)。这些相似之处，*不是巧合，而是作者精心构思而成。由此看来，琵琶女只是作者概括提炼、借了的“壳”而已。《唐宋诗醇》评此诗:“满腔迁滴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比兴相纬，寄托遥深。”
拓展阅读
1、白居易琵琶行背后的故事
【**--诗歌】
白居易确实很后人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而且白居易在他的诗歌当中还有一副关心天下苍生的情怀，还有类似《琵琶行》这样“怜香惜玉”的文字，但是走出诗歌的成就，白居易恐怕很难成为一个品质良好的文人。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家伎，就是古代豪门蓄养的歌妓，最有名的两个就是樊素和小蛮，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白居然还写过这样的诗词：“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其中小蛮腰说的就是歌姬“小蛮”本人的腰。
当时白居易的*是正四品，只可以养女乐三人，但是白居易家中歌舞升平很是热闹，这些家伎需要当侍妾，还要当歌女舞女有时候还要当丫鬟，在白居易的栽培之下，她们的能力和品质都比其他人家的家伎好上不少，于是白居易以此为傲。
他自己在文章中曾表述过：“三嫌老丑换蛾眉”，10年的时间内家伎都换了3次，每到3年时间，他就觉得她们老了变丑了，需要有更年轻更漂亮的替换掉这些人。可是白居易当时的年纪已经是风烛残年，漂亮年轻的家伎也不过才17岁18岁呀。
白居易白天出门的时候，一般也会把这两个漂亮姑娘带在身边，其他家伎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两位算是元老。
他60多岁的时候得了疾病半身不遂，他把家里最值钱的一匹马要卖掉，让樊素和小蛮嫁人，但是那匹马生性烈狂叫不止不离去，樊素和小蛮就表示她们也不会离开白居易。但是在白居易70岁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离开了他，相信白居易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也和他风流倜傥的性情不无关系吧。
2、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赏析
《钱塘湖春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描写西湖颇具盛名的七律。下面是关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赏析的内容，**！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译文
绕过孤山寺以北漫步贾公亭以西，湖水初涨与岸平齐白云垂得很低。
几只早出的黄莺争栖向阳的暖树，谁家新飞来的燕子忙着筑巢衔泥。
野花竞相开放就要让人眼花缭乱，春草还没有长高才刚刚没过马蹄。
最喜爱湖东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杨柳成排绿荫中穿过一条白沙堤。
注释
⑴钱塘湖：即杭州西湖。
⑵孤山寺：南北朝时期陈文帝（522～565）初年建，名承福，宋时改名广华。孤山：在西湖的里、外湖之间，因与其他山不相接连，所以称孤山。上有孤山亭，可俯瞰西湖全景。贾亭：又叫贾公亭。西湖名胜之一，唐朝贾全所筑。唐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中，贾全出任杭州刺史，于钱塘湖建亭。人称“贾亭”或“贾公亭”，该亭至唐代末年。
⑶水面初平：指湖水才同堤岸齐平，即春水初涨。初：在古汉语里用作副词，常用来表示时间，是指不久。云脚低：白云重重叠叠，同湖面上的波澜连成一片，看上去，浮云很低，所以说“云脚低”。点明春游起点与途径之处，着力描绘湖面景色。多见于将雨或雨初停的时候。云脚：接近地面的云气，多见于将雨或雨初停时。“脚”的本义指人与动物行走的器官。这里指低垂的云。
⑷早莺：译为初春时早来的黄鹂。莺：黄鹂，鸣声婉转动听。争暖树：争着飞到向阳的树枝上去。暖树：向阳的树。
⑸新燕：刚刚从南方飞回来的燕子。啄：衔取。燕子衔泥筑巢。春行仰观所见，莺歌燕舞，生机动人。侧重禽鸟。
⑹乱花：即纷繁的花。渐：副词，渐渐地。欲：副词，将要，就要。迷人眼：使人眼花缭乱。
⑺浅草：即浅浅的青草。才能：刚够上。没（mò）：遮没，盖没。春行俯察所见，花繁草嫩，春意盎然。侧重花草。浅浅的青草刚够没过马蹄。
⑻湖东：以孤山为参照物，白沙堤（即白堤）在孤山的东北面。行不足：百游不厌。足，满足。
⑼阴：同“荫”，指树荫。白沙堤：即今白堤，又称沙堤、断桥堤，在西湖东畔，唐朝以前已有。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所筑白堤在钱塘门外，是另一条。
3、白居易古诗《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
《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这首诗是在白居易仕途上遭受的这次沉重打击，几乎磨灭了他早年的*锐气，于是开始远避朝政，寄情山水写的。
淙淙三峡水，浩浩万顷波。
未知新塘上，微风动涟漪。
小萍加泛泛，初蒲正离离。
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
绕水欲成径，护堤方插篱。
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
【注释】
①初蒲：初生的蒲。蒲是一种香蒲，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生于浅水，叶可编席扇。
②红鲤：小的红鲤鱼苗只有二三寸长。
③插篱：篱是篱笆;在鱼池岸上插篱护堤。
【赏析】
草堂：白居易《与元微之书》：“仆去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草堂建成于作者到江州的第二年，即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
诗人的视线从水面、水面上随波浮沉的萍蒲、水中鲤鱼、白莲以及水边护堤小径一一掠过，层次清楚分明。先说水波，诗歌以“淙淙三峡水，浩浩千顷陂”开头，可谓别出心裁。读者当然知道，长江三峡重峦叠嶂，水势汹涌，波浪滔天，场面壮观;至于浩浩无涯之千顷碧波，气魄之宏大也颇令人神往。然而诗人却认为 “未如新塘上，微风动涟漪”。激流涌动之长江三峡与浩荡无边之千顷碧波都堪称一种壮美，而轻风吹拂、小桥流水、涟漪微动则是柔美的。两种不同风格的美原本不能一以概之，孰优孰劣，由于人们的经历、教养、爱好不同，对不同风格美的感受也不同。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大风大浪的冲击，最终遭贬官的白居易，更喜欢“微风动涟漪”般的柔美就很自然了。同时，这四句话也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新辟小塘之美委实不亚于久负盛名之长江三峡，这就更易引起读者的好奇。
接着诗人的视线从荡漾的水面转向随波漂动的浮萍和香蒲。新塘之上，微风涟漪本已撩动人心，再加上起伏不定的小萍、离离飘摇的蒲草就更具风姿了。
何况还有数尾二三寸长的红鲤鱼、八九枝白色荷花点缀其间。这里的“小萍”、“初蒲”、“二三寸”、“八九枝”都观察和刻划得极为细致，紧扣标题“新开”二字。同时因为“小”而“少”，也使池塘显得和谐、宁静。“红鲤”、“白莲”对比色彩的运用，更显出画的明丽，画的“幽趣”。
以上都是写池中景物，若没有外围景物加以映衬，孤零零一个池塘就显得单调。“绕水欲成径，护堤方插篱”二句则因此使结尾具有一神来之笔。“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池未开好，已引起众多人的喜爱和恭维，小池之美尽在不言之中了。
4、白居易唐诗《南湖早春》
《南湖早春》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七言律诗。诗的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时节明媚动人的秀丽风光，后两句表现了诗人被贬谪以后的抑郁消沉情绪。
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5湖边暖复明。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苹生。
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
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注释】
1、南湖：彭蠡湖，即鄱阳湖。《太平寰宇记·江州》：“彭蠡湖在(德化)县东南，与都昌县分界。”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
3、风回：春风返回大地。
4、云断：云被风吹散。
5、返照：阳光重新照射。
6、乱：繁多。意为漫山遍野都闪现着。
7、碎红：杏花花苞刚刚绽开露出点点红色。
8、发：开花。
9、水苹：水上浮苹。
10、翅低：飞得很低。
11、白雁：湖边的白鸥。
12、舌涩：指言语不流利。涩，形容叫声艰涩，尚不连惯婉转。
13、黄鹂：黄莺。
14、不道：不是说。
【白话译文】
乌云散去，风雨初停，天气刚刚放晴，阳光照射在湖面上形成倒影，有一种温暖明快之感。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湖面上漂浮的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的草坪。白雁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不得不低空飞行;黄鸸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不是说江南的春天不好，而是身心一年年衰老，我的兴致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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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
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苏：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
3、苏轼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
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4、白居易*清廉。但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
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
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
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
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
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 5和6实在不好归纳，你自己看吧。
一、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佑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
在嘉佑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
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
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
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学术乃至意气、*派的尖锐矛盾。
他处于被人“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 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
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佑旧*，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
有诗文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
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还是新*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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